治国为政需读史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中央文献   作者:刘丹忱   页数: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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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为政需读史
内容概要

  刘丹忱编著的《治国为政需读史》精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例,力求聚集其零珠碎玉,使这些有共性的东西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阻隔而提供给各位领导干部以借鉴和参考。这里既有科学,又有艺术。《治国为政需读史》希望用宏观的眼光去看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不是着眼于小处的是非,这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是主张从诸多细节处得出宏观的历史结论。在智者眼中的历史,更多的是躬身入局,以前人之力来把脉现时代。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们能够通过读史、学史而成为治国为政的智者。我们在点评事件发生发展缘由的同时,力求运用唯物史观探索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历代政治家的读史与学史一、历史是政治家们治国为政的智慧之源二、唐太宗读史、用史与“贞观之治”三、司马光鉴前世、考当今,编著《资治通鉴》四、康熙帝为经世治国而学史、用史、修史五、毛泽东以史为鉴建国治国六、把握历史规律,引领时代潮流第二章
领导干部的读史、学史与用史一、为什么必须读史、学史和用史二、读史、学史、用史的目的和新特点(一)读史、学史和用史的目的(二)读史、学史的内容和广度(三)学史、用史的各种方式、方法和基础性工作三、当代中外政治家学史、用史的典型事例(一)江泽民的“思接千载”(二)不忘“向后看”历史的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三)精通世界历史的外交奇才基辛格四、领导干部读、学哪些历史和学习的内容、方法(一)读、学中外通史(二)读、学中外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读分类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宗教史、思想史、民族史、科学技术史、水利史、农业发展史等等(四)读专题史:朝代史、帝王史、地方史志、野史、笔记或历史小说、影视作品第三章
学历史与为政之道一、以人为本(一)“载舟覆舟”君民一体——唐太宗忌割肉充饥、唐玄宗过河不拆桥(二)坚持真理以人为本——胡耀邦破禁锢求解放,平反冤假错案(三)国富民穷难以为国——隋炀帝残暴百姓,贮粮资敌二、重视民生(一)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仲的富民之策(二)革新改制减负安民——张居正行“一条鞭法”(三)立国之道在于富民——唐甄藏富于民的存言三、王道与霸道(一)猛进和苛严的霸道治国——商鞅强硬改革的得与失(二)王道成就伟业——光武帝以柔术得天下、治国家(三)宽大无边的王道政治——粱武帝的乱政之举第四章
学历史与用人之道一、研究用人之道(一)聚才创业——非常之人成非常之功(二)吏不得人——用人不力,事业失败二、考察识别(一)选贤任能——不计出身,豁达宽容,授权重用(二)选才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本,深容重廉,唯才是举(三)知人善任——全面辩证地识别人才(四)不拘一格选人才——依据才能,选用提拔三、安排使用(一)量才任人——慧眼顺势,用属所长(二)用其所长——才尽其用,风雨同舟,合谋国是(三)放权用人——委以重任,人才辈出,投桃报李(四)和而不同的人才格局——异曲同工,交响上乘,和衷共济(五)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以“我”划线,必怨声载道,自食其果四、培养教育(一)培育干部——用人的基础和前提(二)人才培养事业大计——历史上先哲和政治家重视人才培养(三)培养造就人才无可比拟的功绩——毛泽东培养整整一代人的重大历史贡献(四)新时期干部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提高干部素质五、监督检查(一)历史上可借鉴的考察干部的经验——林则徐从政务、业绩中考察下属(二)干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客观、全面、公正、严格地对待干部六、评鉴奖惩(一)奖励清正廉明、浩己奉公的官员——康熙表彰清官于成龙(二)当严必严,惩一儆百——司马穰苴治军第五章
学历史与为政谋略一、战略战术(一)不失时机多谋善断定决策——郭嘉的多谋善断(二)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守成开拓改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谋略终将失败——投机一生,专事权衡得失的袁世凯二、政策策略(一)刚柔结合为政良方——子产论治国政策上的宽猛相济(二)勇于罪己利在后世——汉武帝颁《轮台罪己诏》(三)施政以宽造福百姓——“战胜还是安定?”龚遂施政以宽造福一方(四)示以信任放手重用——汉光武帝与“大树将军”(五)大智若愚韬光养晦——刘备身处逆境的韬光养晦之计(六)调和各派平衡共处——武则天政策和策略上的“平衡术”(七)恐怖暴政没有出路——明朝历代特务统治三、方式方法(一)广开言路免被蒙蔽——邹忌讽齐王纳谏(二)“不恋栈”知进退——李靖全福以终(三)巧妙批评利于采纳——狄仁杰的谏诤艺术(四)具慧眼交益友——张之洞“官势常青”的成势秘诀(五)造舆论夺声势聚部众——曾国藩以保卫传统文化为号召的造势术(六)成大事需势重——光绪帝失势而致变法失败(七)近小人而远贤者终失江山——宋徽宗不务正业重用奸佞第六章
学历史与提高素质能力一、知识学养水平(一)武备兼文韬勤学成大器——吕蒙中年发奋苦学,奇计擒“武圣”(二)阻烧杀屠城倡文治建国——博学多识的耶律楚材使中华文明免遭空前劫难(三)渊博学养革新教育人世楷模——学贯中西的蔡元培塑造出北大的“兼容并包”(四)不务正业怠于政事误国害己——溺于诗文的李后主国破身亡二、领导管理才干(一)亲身下基层调研出实情——汉文帝亲巡细柳营,比较下属治军优劣(二)“劳谦君子”才干全面——毛泽东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的作风”三、组织协调本领(一)重情义抓关键化矛盾——孙权以情感人、协调各方(二)找准核心组织各方协调内外——罗斯福以卓越的组织协调才能应对经济危机(三)尊重地方领导顾全粮食全局——周恩来处理大家与小家的关系四、口才与写作能力(一)知己知彼步步为营——诸葛亮说服吴主终成孙刘联盟(二)熟谙专业知识口才文笔上乘——兼具雄辩才能和严谨文风的顾维钧为中国赢得尊严第七章
学历史与加强品德操守一、道德品质(一)“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楷模周恩来(二)道德沦丧得逞一时——逢迎拍马、诡计钻营的袁世凯二、气节精神(一)“留取丹心照汗青”——力挽危局、浩然正气的文天祥(二)“苟利国家生死以”——置个人安危祸福于度外的林则徐(三)重名利折气节——李斯首鼠两端,酷刑身亡三、奉公守法(一)言行循礼制不因私废公——唐太宗的内良佐长孙皇后(二)忠君忧国清廉守法——执史巨擘的司马光(三)勤俭治国正己率下——廉洁秉公的周恩来四、廉洁自律(一)节俭力行清廉自持——“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晏婴(二)靖边功臣廉俭自守——“一钱不私己”的左宗棠(三)奢靡成风腐败“斗富”——财色俱贪终致祸的石崇(四)贪腐危害倾覆国家——“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五、管好配偶子女(一)为政者应修身齐家——驳红颜祸水说(二)深明大义卓有远见——帮助晋文公成就霸业的夫人齐姜(三)戒“无功而尊,不劳而禄”——触龙说赵太后质子(四)妻贤夫祸少——严以诫夫的陈鸿廉内助(五)骄蛮凶妒乱政祸国——西晋灭亡的“祸水”贾南风(六)寄生特权坑人——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第八章
学历史与珍视历史传统一、挖掘古代治国理论,弘扬中华文明(一)中华文明在碰撞、交流和传播中拂去历史尘埃(二)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源流与要义二、儒学中阐发的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三、弘扬诸子百家、前人先哲们的思想精华四、传承民族优良传统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一)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附:领导干部必备历史书目
章节摘录

  唐代以直笔修史著称的史家吴兢,在他编著呈给唐中宗、玄宗御览的《贞观政要》中,对唐太宗的政绩论述颇详。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一开始便记述了唐太宗常思“君,舟也;人,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君道明言。
谈及政体,太宗指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用舟与水、根与枝叶来定位君民、国家与百姓的关系,足见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而直接动因正是总结强盛的隋朝滥用民力、短命而亡的历史。
唐太宗曾多次谈及炀帝轻用民力的危害。
贞观二年,太宗说:“卿等岂不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
”可见唐太宗对此段历史的感受何等之深。
  唐太宗的虚怀纳谏是历代封建帝王无法比拟的,其实这也是他读史用史的具体表现。
唐太宗之所以能倾听逆耳忠言,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目睹了由于隋炀帝刚愎拒谏而招致隋朝灭亡的结局。
史称:“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之憎谏,乃日‘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新唐书·吴兢传》)唐太宗通过读史了解到隋炀帝独断专行酿成的种种恶果,他曾明确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
”唐太宗以前朝隋炀帝为反面教材,从“憎谏”转变为“求谏”,从“臣下钳口”转变为谏臣满朝,从上下壅隔转变为上情下达。
在这一点上毋宁说,没有隋炀帝就不会有唐太宗。
  贞观年间,君臣经常探讨历史上各王朝更替的原因,用史引为警惕,成为佳话,这是形成大唐盛世的原因之一。
  同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相联系的,是贞观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
他在位期间,确定了官修史书和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也就是政府出资设史馆组织修史和由政府首脑宰相来牵头负责。
修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为治国之需服务。
最初史馆因隋之旧隶属于秘书省,后移史馆于门下省,由宰相亲自主持。
共用三十年的时间,官修正史八部:《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传论,是历史上唯一由皇帝亲自写史论的一部史书,因而《晋书》旧本题为“御撰”。
  除了重视编撰前代的历史外,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当代历史的编著。
贞观年间的当代史包括国史、实录和起居注三种体裁。
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对历代帝王不亲看国史的做法不理解。
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说,不知为什么国史不让当代的帝王看呢?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均书,国君哪会没有缺点,史官怕犯忤逆,故不能让国君看到。
”太宗说:“我的看法与古人不同,现在我要看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你们完全可以呈上来。
”  房玄龄主持下将国史删减,写成编年的实录,唐高祖、太宗各二十卷,于贞观十七年呈给太宗,这是唐初的第一部实录。
太宗表彰和赏赐了房玄龄与执笔修撰的史官许敬宗。
太宗认为实录中对玄武门之变的史实“语多微隐”不妥。
他指出,玄武门之变与“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存”一样,应不讳经过,“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唐太宗也很重视帝王起居注的编写。
贞观初,设起居郎。
贞观十五年,近臣褚遂良由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详记唐太宗的言行。
翌年,太宗问褚遂良说:“你知道起居注的内容,我可看否?”褚答:“善恶全记,使君主不敢为非,但没听说过要给皇上看。
”太宗又问:“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记下了吗?”褚答:“不敢不记。
”太宗说:“应该这样。
”  秉笔直书这一史学原则,在贞观年间是太宗与史官们的共识,大体也被贯彻执行着,应当讲中国史学的直笔传统在唐初得以发扬光大。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杰出的政绩,受人景仰,究其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是唐太宗读史、用史、以史为鉴,能虚怀纳谏,因而他拥有清晰的智慧、开阔的视野、宽厚的胸襟和缜密的决策,才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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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悉中国历史智慧,成为火政治家,一书在手,尽览历史风云,汲取资政智慧。中国史学是智慧大成之学,它记载着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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