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的双重变奏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谢迪斌   页数: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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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与立的双重变奏
前言

  所谓道德秩序,是相对于制度或法律规范而言,它不依靠制度和法律来维持。道德秩序的发生、运行与强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同法律或制度相比,带有明显的自发性、柔和性和稳定性。  在中国,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十分强调用这种自发与柔和的秩序来控制和整合社会,在乡村社会更是如此。因为中国乡村是一个空间分散而时间停滞的社会,国家权力既不可能(空间太大)也无太大必要进入其中(成本太高)。用政治(制度与法律)治理乡村的理论与实践(法家治国模式)①,在汉代以前也曾出现。在儒、法争执中,儒家治理模式赢得了压倒性胜利,法家的理念与模式日渐式微,从此再也没能以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出现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中。因此,中国乡村形成了一个以道德维系为主、游离于国家政治之外的亚社会体系⑦,这种亚社会体系通过道德来调整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
内容概要

  《破与立的双重变奏: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改造与建设》以“改造与重建”为主线,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在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文本,剖析实践个案,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道德秩序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客观的评述与总结。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乡村道德秩序演进的动力1.1
经济动力:重构现代经济伦理/131.2
政治动力:国家(政党)进入乡土社会的前提/221.3
社会动力:集体行动的逻辑/321.4
文化动力:构建现代理性的惯性冲动/39第2章
新中国成立前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结构与功能2.1
超现实的道德“终极力量”/492.1.1
超自然想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532.1.2
世俗与超自然的时空转换设计/562.2
神秘的道德符号体系/582.2.1
话语符号/592.2.2
道德审美符号/632.2.3
偶像符号/662.3
复杂的道德教化体系/772.3.1
教化空间/782.3.2
教化仪式/84第3章
传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解构3.1
共同记忆的中断/913.1.1
解构道德的记忆符号/923.1.2
封存乡村社会集体记忆的内容/983.1.3
挤压乡村社会集体记忆的空间/993.1.4
对乡村社会集体记忆的相关人物的控制/1023.2
空间与仪式的废弃/1063.2.1
自然消亡/1073.2.2
强制消亡/1093.3
解构的路径安排/1153.3.1
激发民众对传统乡村道德观念与秩序的自觉否定和抵抗/1153.3.2
道德谴责运动/121第4章
中国乡村社会道德权威与精英的瓦解与再造4.1
传统乡村社会道德权威与精英的生成机制/1304.1.1
世袭/1314.1.2
考试选拔/1334.2
传统乡村社会道德权威与精英生成机制的瓦解/1404.2.1
中断道德权威与精英的遗传与继承机制/1404.2.2
瓦解道德权威与精英的选拔与培育机制/1414.3
现代乡村社会道德权威与精英的再造/1444.3.1
委派道德权威与精英/1444.3.2
扶持新的道德权威与精英/156第5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教符号的重建5.1
以毛泽东为旗帜:新道德符号的时代标志/1735.2
置换与更新:新道德话语符号的重建/1805.2.1
置换传统道德话语符号的内容/1815.2.2
重建道德话语符号的创新途径/1845.2.3
更新道德话语符号的表达方式/1915.3
服饰:新道德审美符号的革命性转变/1935.3.1
服饰符号的制造由家庭手工业转化为社会化大工业/1945.3.2
形式上由纷繁多样向简单统一转化/1965.3.3
服饰符号的象征意义的多重特征/198第6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教化体系的重构6.1
道德教化空间的重构/2036.1.1
生产性道德教化空间/2036.1.2
集会性道德教化空间/2136.1.3
娱乐性道德教化空间/2206.2
道德教化仪式的再造/2286.2.1
宣誓与拥护/2296.2.2
道德教化运动/232第7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建设的内容和特征7.1
美好的将来:道德实践的终极动力/2377.2
阶级忠诚代替家族忠诚/2437.3
行政空间代替家族一村落空间/2537.3.1
家族型道德空间的解体/2537.3.2
自然村落型道德空间的分割/2557.3.3
行政控制空间的边界划定标准/2607.4
控制型道德范式代替自治型道德范式/2627.4.1
控制型道德范式的前提与条件/2637.4.2
控制型道德秩序的表现形式/269结语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道德秩序改造与建设特有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乡村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乡村社会道德的理论基础、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完成的。
之所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完成如此深刻的转换,是因为这一过程明显带有规划性的社会变迁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崇高的权威、强大的行政(甚至是军事)力量为前提,主导推进的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道德变迁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少见的,是社会演进过程中不可多得的分析材料与研究对象。
考察这一过程,总结其规律与特点,已经引起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建设的研究散见于各学科: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在历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三个学科上,而又以社会学的视角较多。
如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李学昌主编的《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等等,这也是近年来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视角。
从党史或者国史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的成果也较多,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乡村社会道德改造与重建问题。
如陈益元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把政权建设的过程,看作社会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立、破并存的由旧转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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